亚洲教父:披露富豪不光彩的致富之道播

李嘉诚、霍英东……这是一群常常在媒体头条出现的人名,可是对我们而言,他们又是如此神秘和陌生。

他们金光闪闪的人生好像特别理所应当,毕竟他们似乎是一群勤奋又用于抓住时代机遇的奋斗者。但这一群神秘的“教父”一样的富豪们,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路上读书】今日推荐好书:《亚洲教父》

不仅讲述了这些富豪们的发家历史和背后不可告人的故事,也剖析了他们的人格特质,以及他们在东南亚政治土壤上生生不息的必然性。

特约撰稿人:Tracy,金融学和管理学的教育背景,世界500强企业的工作经历,热爱读书持续思考的独立撰稿人。

编辑:凉三 Lydia

1.教父的生意经:垄断经营、紧握现金

做生意的朋友都知道,现金来源有多重要。哪怕手里有再值钱的资产,攒了再多的欠条,一旦没有充足的现金流,付不起员工工资、交不上办公室租金、还不了供货商欠款,企业还是没法经营下去。
对于这些教父们来说,牢牢把握现金流,更是再简单不过的生意经。东南亚最兴旺的行业就是出口贸易,可偏偏这些教父们没有一个是做出口贸易起家的。这就奇了怪了,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出口贸易就意味着国际竞争、利润普通,即使是大有可为,那也是要去国际市场比拼,赚的都是辛苦钱,教父们自然是看不上的。他们真正青睐的是什么?是像港口、码头、电信、赌博娱乐、地产物业、公用事业这样的垄断经营。


我们知道,很多行业都是有许可经营制度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牌照。本来,政府发放牌照是为了规范市场竞争、维持物价稳定,可是在东南亚,很多政府却把发放牌照作为一种政治特权,而不是经济手段,结果市场就被垄断了。
在东南亚,当地政客和华人精英,形成了一套在政治和经济上互相分工、密切配合的合作模式。很多教父们最早就是通过这样的模式,从政府手里拿到了垄断性质的经营牌照。这些牌照就像是一个个下金蛋的鸡,源源不断地给他们提供着充足的现金流,也给了他们扩大生产、拓宽业务的底气,让他们的商业版图得到不断的壮大。
因为这种核心现金流实际上是来自于政客手中的权力,所以教父们日常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怎么把这些政客和他们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要旅游?我的私人飞机随便开。要办酒会?到我的游艇上来,保证安排得又豪华又周到。至于我的公司,你是想从项目里面分成,还是拿点免费的股票,还是挂个董事的位置?都不在话下。


不过,教父们手里的垄断权力也不一定都是来自政治权力,也有可能是各种制度共同影响下的结果。比如,在英国殖民政府时期,香港的财政预算资金主要来自于卖土地。咱们大陆后来的土地政策,其实学的就是香港那一套。结果呢,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拍卖价格也是跟着水涨船高。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达到了一笔交易是10亿美元买几块地皮的程度。这种资金规模哪是一般企业能参与的?结果这就导致,参与土地竞拍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最后,越来越少的竞争者参与到投标中,形成了几家独大的局面。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垄断吧,也甭管是博彩电力医药地产哪个行业吧,对于教父们来说,意义都一样,都是宝贵的核心现金流来源。不仅可以保证他们的商业帝国稳如磐石,在危难关头,更是能送上一笔救命钱。
比如李嘉诚,其实他失败的投资案例特别多。像在1982年至1983年期间,全球经济衰退和香港局势动荡,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李嘉诚旗下的房地产公司收入也跟着大幅下滑。可是呢,就在1984年3月,李嘉诚持有的港口公司的股份,为他输出了2.56亿美元的红利,成功挽救了他的生意。有了源源不断的核心现金流,哪怕跌倒了也还能站起来,这才是李嘉诚真正的秘密武器。
当然了,想要扩大经营,光靠自己的现金流可不够。聪明的教父们自然少不了借助金融杠杆,撬动更大的财富蛋糕。这就不得不提他们的神奇“提款机”——银行和资本市场。

2. 教父的“提款机”:银行和资本市场

可能是因为和政治权力关系太密切,而东南亚的政局又太动荡,一直以来,教父们都很难从欧美的银行贷到款。就算给了买办大笔回扣,办成的可能性还是很低。如果不找欧美银行,找当地的银行吧,业务又太保守,也贷不出什么钱来。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直借民间的高利贷吧?于是,不少教父们就看准了东南亚国家在银行监管上面的漏洞,另辟蹊径,琢磨着自己来开银行。
抢劫犯抢劫银行是为了钱,教父们开银行,也是看中了钱。而且,比起抢银行,开银行的风险更小,收益还大了去。
东南亚地区和我们中国有个类似的特点,那就是高储蓄率,老百姓普遍勤俭节约,有点积蓄都往银行存。可能大家不知道,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十年里,银行存款平均每年递增20%以上,另一方面,政府对于银行的管理却十分宽松。比如90年代中期的印尼,只要你交个1200万美元的入会费,就能办一个自己的银行,吸纳存款。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教父们几乎可以在零监管的环境中开银行。开了这个银行,就好比自己家搁了一台自动提款机,老百姓源源不断地往里面存钱,而教父们只用付一点点存款利息,就能把这些现金拿来自己用。你说吓人不吓人?
比如新加坡的前任首富邱德拔,他就跑到马来西亚去开了一家银行,短短六年就开了一百多家分行,这其中大部分的钱,都贷给了他自己。后来,马来西亚政府意识到了问题,强迫他放弃控制权。邱德拔就转移阵地,又跑去文莱开银行,继续给自己贷款。就这样,一直持续了20年,直到文莱苏丹的儿子,也就是文莱的太子来查账,他的行为才被曝光。
东窗事发,后果如何呢?银行关门大吉,邱德拔的大儿子蹲了两年的监狱,至于邱德拔本人,啥事没有,一没被逮捕,二没被没收资产,就连他的多处房产也顺利地被保住了。更讽刺的是,就在这一年,邱德拔之前用那些银行贷款做的投资,从3亿美元升值到了27亿美元,在东窗事发后,这笔钱也成了他最主要的遗产。

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小老百姓偷一个带钩就要被处死,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作奸犯科却反而活得更加滋润。更可悲的是,像邱德拔这样的人和事,在东南亚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真不少。

邱德拔


至于在规则复杂的资本市场中,教父们的提款手段就有技术含量多了。他们常常会设立集团公司,通过集团公司进行隐形操纵。这话,说起来有点拗口。不过我们可以做个最简单的对比,像通用电气一类的正统公司,往往只是一个单独的上市公司,但是教父们常常有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上市公司,和一大堆没上市的公司。
在这些公司中难免会有各种不透明的利益往来,教父们这些公司中不断玩着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的游戏,您想,这样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还有意义吗?可是中小投资者只有看着生气的份。
看到这儿,您估计也发现了,教父们之所以能在资本市场上玩资本游戏,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监管机构放纵他们,监管规则也留出了足够多的空子。再说了,很多时候教父们和政府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各国的监管机构又怎么会对自己人下狠手呢?


比如郭鹤年,在2001年的时候先用远低于净资产的价格,把太平洋海运公司给私有化退市了。然后过了两年,又宣布太平洋海运的子公司要分拆出来,在马来西亚上市。而这个子公司的30%股权,已经转让给了马来西亚政府;帮这家公司做上市的投资银行,也是马来西亚副总理的弟弟开的。
这一系列的操作是不是让人叹为观止?就这样,好的交易就落进了教父们私有化的公司,而那些不好的垃圾资产,就用政治力量包装上市,去坑股民。这对于教父们而言,已经是默认的常规操作了。
几十年以来,东南亚为什么经济增长率很高,股市回报率却很低?正是和教父们花样百出的资本运作脱不了关系。他们的财富根源在政治权力,再说了,他们光从自家银行里就能获取大量的低成本资金,至于股价是涨还是不涨,对于教父们来说,根本无所谓。那么,他们有所谓的是什么呢?是对财富的控制力。

3.教父的权力欲:财富王国的绝对主宰

不少人说,要想保持对自己财富的绝对掌控,那首先就得拼命工作啊。要不然这么多业务,哪能管得过来。也确实,最近很多互联网大佬,对此都有各种惊人的说法,比如马云说996是福报,刘强东说自己8116工作制。还有我们前面提到很多次的李嘉诚,外号“李超人”,为啥?人家可是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比马云和刘强东可要震撼多了。
不过就像本书作者调侃的那样,如果把和其他富豪一起打高尔夫球,一起做按摩,和生意伙伴玩纸牌、参加商务晚宴等等活动都算上的话。那也许,“李超人”确实可以说是一天工作16个小时。
在东南亚,教父们最主要的工作经常是在高尔夫、“红白喜事”、请客吃饭中完成的,处理好人际关系、政治势力,搞定关系到核心现金来源的许可证才是头等大事。至于公司的实际管理和具体事务,就交给经理人处理,这些人才是真在拼命工作的人。


用作者的说法,这些帮教父们拼命工作的经理人们,就是教父们的奴隶,而里面最重要的那些左右手,就是“奴隶头目”,每天要做大大小小各种事,把教父们的指示上传下达,保证完美地执行完毕。
如果从工资来看,他们可以说是超级“打工皇帝”,有的人甚至年薪可以高达千万美元。可是所谓的“打工皇帝”,空有皇帝的名号,没有皇帝的命。不管你赚得再多,本质还不是打工人?打工人就得干嘛?给老板卖命。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金龙鱼老板郭鹤年,他的前任“奴隶头目”理查德·刘,有时候工作着工作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压力太大。最后,2002年的春节,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国际机场猝死了。

说起来也是让人唏嘘。这些“奴隶头目”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忍受着教父高强度的工作要求,可是在公司的管理经营上,始终没有太大的话语权。工资可以给,股票期权也能给一点,可公司的未来,总归会被教父传承给自己的后代,至于经理人们想要分一杯羹,那是痴心妄想。

如果说在教父们大权独揽的财富王国中,这些“奴隶头目”还算是融入了教父生活的身边人,那么大多数的管理人员,基本上就只能算是圈外人了。对于教父们来讲,这些人就像随从一样,有些确实有专业的才能,但还有很多人被聘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怎么讲道德,能帮教父们处理掉一些不够体面的事。
对教父的财富帝国来说,最重要的永远不是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或者管理系统的先进与否。无论是“奴隶头目”还是外国随从,都不过是价格不同的劳动力而已,他们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始终是,垄断权和教父的意愿。从这点来说,无论教父们一手打造的财富帝国有多么庞大,它和那些充分竞争的跨国企业,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教父们虽然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在自己的财富王国里面说一不二,可是一碰到政治权力,就不得不闪转腾挪、小心翼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