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访美被刁难:中国是否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席话定调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曾感慨:“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毛泽东就曾提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

为解决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就提出过很多方案,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等战略设想。可是因为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国共两党未能开展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成为泡影。

历史的接力棒就这样交到邓小平手中。

邓小平访美被刁难:中国是否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席话定调

一、

其实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两位伟人都清楚,美国始终是横亘在台湾问题面前的一道阻碍。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赛勒斯·罗伯茨·万斯时,“台湾问题”成了双方讨论的焦点。

面对邓小平,万斯狂妄地表露了“美方的态度”:

一、中国必须以公开或默许的形式,作出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解决的承诺;

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还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三、“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之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国驻台“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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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安静地等万斯说完,然后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支香烟徐徐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之后说道:“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

说话时,邓小平紧盯着万斯的脸。他顿了顿,用坚定而又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对此,我们完全不能同意!”

邓小平说,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有耐心,出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目的,我们会更从容、更恰当处理台湾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无限期拖延下去。

万斯的话显然触及了中国人民的底线。

两天后,万斯十分沮丧地返回美国。

事实证明,此次会晤,只是中美双方较量前的一次“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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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

当被问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时,邓小平张开自己的双手说道:“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简而言之,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固然皆大欢喜,但如果对方执迷不悟,军事手段仍是我们震慑对方的有力武器。

二、

1978年12月14日,中美正式达成《中美建交公报》前一天,美国总统卡特突然指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邀请邓小平访美。

因为当时美国国会内部有一些人对中美建交抱怀疑态度,所以卡特希望邀请邓小平访美,以此改观众人的刻板印象。

邓小平访美被刁难:中国是否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席话定调

令美方意外的是,美方邀请发出后不到24小时,邓小平便决定访美,时间定在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

时间的指针来到1979年1月30日。那天,邓小平出席了美国参议院议员们为他举办的欢迎午餐会。

午餐结束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伯德的办公室内,一场关于“中国对台湾的未来政策”的讨论在邓小平和参议员之间展开。

因为会谈保密性较高,所以记者们只能在门外等候。据在场记者回忆,众人听到邓小平说:“有人关心我们将用什么方法解决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上,主要的是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正是因为此问题已告解决,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肯定你们已注意到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一词,而改称我们要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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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邓小平说道:“若出现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我们将尊重当前现实和台湾现有的制度……”话筒就关上了。记者们只听到这些内容,但都觉得收获颇丰。

有媒体后来透露说,面对“是否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刁难,邓小平拒绝排除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邓小平曾明确表示:

“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我们如果承担了这个义务,等于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蒋经国、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捆起来不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统一台湾后,首先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是我们真实的政策。”

此次访美,邓小平的一席话实则是为“台湾问题”定调。

我们不会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轻易动武。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早在明朝时期,我们虽然国力强盛,但“郑和下西洋”也是一路同沿途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邦交,增进往来。

况且孙子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热爱和平,深知战争的残酷,但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一个中国”是我们的底线。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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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明确底线,邓小平还花费精力同台湾方面建立沟通的渠道。

1978年5月,蒋经国成为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得知此事后,一直想找机会给蒋经国带个话。20世纪20年代,邓小平和蒋经国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人来往密切,同学情谊深厚。后来邓小平先行回国,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1980年5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时说道:“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

“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地实现这个统一。”

这是邓小平主动向蒋经国抛出橄榄枝。

除此之外,邓小平还善于团结对祖国统一有利的力量。比如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的陈立夫,他向来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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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9日,邓小平会见国民党元老陈济棠之子、美籍华人学者陈树柏时就称赞陈立夫“有民族感”。邓小平说:“元老中他还能说说话。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统一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想由我们这一代交账为好。不行,还有你们一代。希望早一点。在这方面需要慢慢积累。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谈话接近尾声时,邓小平还让陈树柏带话给蒋纬国:“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

他顿了顿,又强调说:“我说的是真话。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可惜这样一番呕心沥血之言,蒋家兄弟还是没有予以积极回应。

让邓小平顾虑的,还有“蠢蠢欲动”的美国。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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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后,美国理应释放一些善意,可1979年4月,美国总统卡特就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实际上又恢复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第二年的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更是鼓吹“两个中国”的言论,为自己争夺选票。后来里根上任,是否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成为其对华政策的严峻考验。

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在讨论中美关系问题时坦言,对待中美关系,不要担心两国关系倒退或是停滞,要做最坏的打算。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决不能含糊其辞。

邓小平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朋友们,如果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这条路走不通,怎么办?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选择有两个,一是不干涉;二是参战,中美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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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1981年9月30日,在建国32周年国庆、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这就是国人熟知的“叶九条”。

“叶九条”在继承《告台湾同胞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又对台湾释放了一系列友善的政策。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条写道:“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政策背后,满是祖国大陆的胸襟和人民的智慧。

五、

随着邓小平年纪越来越大,他对台湾问题始终放心不下。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就说:“国家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这不仅有利于子孙后代,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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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7月24日,在邓小平决策下,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的公开信。之所以要给蒋经国写信,就是因为蒋经国在悼念蒋介石的文章中提到,希望蒋介石能落叶归根,自己要将一片孝心化为民族感情,进而奉献给国家。

因为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和蒋介石是国民党时期的同事,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的玩伴,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所以由廖承志作为中间人去和蒋经国沟通,合情合理。

那封写给蒋经国的信这样写道:“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但是,蒋经国拒绝了这封信。

后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时,大度地说:“见到他(蒋经国),你代我向他问候,他有他的难处,可以理解。不要一直板着面孔,他自己不能出面,可以让别人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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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会见杨力宇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期间,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史称“邓六条”:

一、台湾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构成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基础;

二、坚持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

四、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

五、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

六、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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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来强调“一个中国”,也希望能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0页)

台湾问题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事一直萦绕在邓小平的心中。无论是大政方针还是细枝末节,他都极为重视。

身为中国人,我们也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必然统一。

参考资料:

台湾问题与解决对策——论邓小平的涉台思想 李德栓

邓小平访美为“台湾问题”定调 陈天璇